从《尚书》观周初德治文明-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2018-09-05 01:34

“德”是中国自古以来传播下来的重要观点,“德治为先”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意是对当时社会变更诉求的踊跃反映,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重视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政治“德治文明”的序幕。自周武王以来,历代君主都讲求“以德治民”。在儒家经典《尚书》中,对德治思维与德治建设等均有具体记录,对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存在主要的鉴戒跟参考价值。

通过圣王治理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殷人在把权利看作是先人神赏赐的背景下提出了道义的合法性,以自己“明德”的道路与天命相干联,把德行看作是天的本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只有德行高贵的人才能受到上天的佑助,只有仁爱的君主才能失掉民心的归附。君主道德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惠民。而在德治中,君主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万物和顺,才是民得以生、王之为王的条件条件。

“应戒”即强调有德之人应适应天道,不做失德之事。《尚书》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联寻求万物温柔,失德不仅会引起天命的调换,还会导致天灾。“天”在元典时期人的心目中居于登峰造极的地位,“天命”一度曾被人们视为是不可抗拒的,“顺天道”“明祖道”成了君王是否有德的评判标准,“天命”成了天道运行的法令,尊“天命”就必需要顺“天道”。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中的“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经由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尚书》中的“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殷商诸王的“率民以奉天”都很明白地体现了商周时期对“天命”敬畏。《尚书·伊训》指出:“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在此,君主之德贯通天地,关系到鬼神及万物的存在状况。君主之德与天灾和万物的生存状态相关系,在有德的君主的治理下,鬼神及万物都得以安宁,不会出现天灾。如果君主无德,则会有天灾来临,遭遇上天的处分。据《尚书·洪范》记载:雨、晴、热、寒、风按时序涌现就会百草丰茂,任何一种自然景象过多或过少都是天灾。而天是否风调雨顺与君主之德又是非亲非故的。假如君主“肃”,雨则适时;君主“?”,晴则有时;君主“?”,暖得时;君主“谋”,寒得时;君主“圣”,风顺时。相反,君主失德则会出现天灾。君主、卿士和百官对社会的治理与自然环境有规律地孕育万物一样须要必定的标准。

当然,敬德保民思想所以有如此宏大的影响,要害在于其自身在政治理论上全新的创制与冲破。在此,咱们有必要对这些成绩做一个总结。首先,它第一次触及了社会活动的根本力量。周初的统治者为了神化王权,也倡导敬天。然而夏商王朝的兴衰更替,使他们深刻感触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口号,还将“天命”和“民心”整合起来,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并创造性地提出“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政治看法。这是历史上首次明白地将民众视为社会运动的主要气力。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周初关于民的认识显然已经涉及了问题的本质,尽管对民的认识仍是十分成熟和朴实的,它的外壳还包裹着神的外衣;尽管统治阶级“保民”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其政治好处,尽管在政治实践中重民保民会大打折扣,但它毕竟首次否认了劳动听民的力量,并将大众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新的和准确的估价。这样,神权政治的铁幕就被撕开一个豁口,使民本思想得以崭露出新壮的苗头。

天命依德,敬德保民

(作者:李青唐,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副教学)

“应时”“应和”“应戒”

周公以为周人之所以可能受天命,是因为文王有美妙的品格,“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而且可以“敬贤讨罪”:“庸庸,??,威威”,即“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从而激动皇天上帝,并降天命于文王。《尚书·酒诰》中周文王自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商族之祖先当初之所以得天下,是由于商早期统治者“经德秉哲”,而商之所以最终消亡,是因其末代统治者“不敬厥德”。与此同时,周王朝的破国者们则是“疾敬德”“克明德慎罚”,才博得了人们的推重和佩服,进而强大了本身的政治权势,终极颠覆纣王统治,树立了周王朝。

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纷纭把眼光聚焦在这一点上,前者汲取思想养分,进一步阐发其德治思想、重民保民理论,局部地塑造了元典政治文明的理论框架;后者则吸取其德治政治的基础原理,使其在相当长的时光里成为占主导位置的政治模式。

殷商末期统治者因暴政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即“殷鉴”,促使了周初统治阶层政治智慧的成熟与发展。他们已深刻认识到,夏殷之亡国,主要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失去了民心。因而,统治者岂但要知晓小民之疾苦,知晓小民“稼穑之艰苦”,而且还要及时顾察小民的舆论,要重视民意,把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讨政事的得失。强调“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真正恐怖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应出人民的言行、感情和志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看重。

“应时”即人的活动应顺应天季节令。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对自然的崇敬联合在一起的。“时”不是形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实践教训,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懂得和掌握,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领导。部署出产的一个重要规范和准则就是做到应“时”。

在很长的历史时代里,道德是古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治理准则。在《尚书》这部古老的著述中,储藏着丰盛的德治思想,从道德的角度关照人与天然的关系,聚焦人与地利、人与天命、人与天灾三个方面,从正反两个向度,阐释了人与天然、道德与国家治理的联系,强调统治者要有崇高的道德,做到“应时”“应和”“应戒”,避免造成做作灾害和社会骚乱。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思想道德建设,进而进步国民思想觉醒、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水平,具备重要意义。今天应充足发掘这优良传统文化中的可贵思想资源,领会其对于德治的深入意蕴,并对这些思想进行发明性接收、转化和翻新,使之适应新的时事,焕发出新的性命力。

在新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周初统治者还对天命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思想,他们不再认为天命是神秘不可知的,将统治者的德行浸透其中,并提出“以德配天”,将天命建构在“德”的基本上,以是否“有德”作为天命神授与否的根据。把天的意志与人的行动接洽起来,从某种意思上说,统治者是否“有德”成为左右天命的决议力气。其次,周公进而指出,既然天命依德为本,统治者若要永远保住政权,就必需“敬德”。殷亡的基本起因,就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所以,“天不可托,我道惟宁王德”。只有“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就能“祈天永命”。

我们从周秦诸子政治理论中,可以容易地寻查到受周初敬德保民思想影响的痕迹。儒家继续了它,墨家改革了它,道家批评了它;立场尽管不同,但同样都受其深刻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儒家的仁政学说无疑是明德保民思想的翻版,墨家的兼爱学说明显是保民思想的升华,道家的无为政治则流露出慎罚的影子。一句话,香港开奖现场结果直播,周初敬德保民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干细胞”。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对四季的划分中能够看到日月星体的运行—动物的成长—人的活动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活动的节奏是被置于自然的周期性变化的节律中的。在高度依附自然环境的时期,气节是指点和安排人类支配实践活动的准则,是人类得以在自然界生存的保障。《尚书·舜典》中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华山,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可见,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长进行祭祀四方和名山大川。仲春东巡,祭祀岱岳;蒲月南巡,祭祀南岳;八月西巡,祭祀西岳;十一月北巡,祭祀北岳。

总之,在西周初年,面对庞杂而紧急的天下情势,西周统治阶层把德治建设当作新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不仅使殷遗民从思想上接收了新王朝的统治,对安宁周初政治形式起到了症结作用,而且对于后世治国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张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关注事实、注重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同时,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是对民众力量的敬畏和承认,是一种重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基本精力就是要求统治者当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努力维护社会各种典章制度,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保障全部社会的长治久安。它的提出拥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起了基础与骨架的作用,并确立了将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方向,也成为后世社会政治生涯的根本原则之一。

对于君主而言,道德还具有更深层的重粗心义,即君主是否有德更进一步关系到天命的变革。“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君主如果失德就会失天命,只有良好的道德才能守天命。“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原因在于商纣失德被天命所摈弃。周武王将商纣王沉沦酒色、残肆虐杀、昏庸、奢靡等失德行为看作是对上天的不敬,而他自己是依据天命来断定商纣是有罪的,“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二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商纣失德失民心,是天命要诛杀他。如果不顺应天命将其诛杀,那么罪与商纣等同。

“敬德”的根本是“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夏代的灭亡是因为夏桀违反了民意,人民仇恨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殷末也是因为“小民方兴,相为敌仇”,最后奴隶和布衣在前方倒戈而失败。周要“受天永命”,就必须“以王之仇民、百正人,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民德”。不仅要维护百姓,还要对所有民众厚此薄彼。这样结合历史与现实造成的“天命”依德转移说战胜了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在当时前提下公道地说明了殷亡周兴的历史大变革,这对于安定周初社会以及决定中国政治尔后几千年的价值取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在思想意识状态范畴,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殷商神权至上的人文思想世界,并衍生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理念。

敬德保民同样也给政治家们提供了思维的平台,无论社会如何演进,思想如何升华,但由周初敬德保民思想所创制的德主刑辅的政治格式,在当前两千余年的社会变迁中,从没有发生根天性的转变。周初的德治文明无疑是我国政治文明“元典之元典”。所谓民本思想的研讨,所谓德治思想的考核,毫无疑问应该以此作为起点。

《尚书》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变化严密联系,在初步意识自然、控制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倡导应时而动。人类在从事各类运动之前都会举办典礼祭奠天地,这就是对自然的敬畏,西周之后更是如斯。吸收了商纣失德逆天的教训,周王朝器重礼制,礼制其首即礼天,请求人们敬畏天命,应时而作。

德治思想萌芽于殷商时期,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盘庚》篇。在殷代前期,社会生产力程度低下,人们驾驭自然的才能极其有限,难以预知的各种自然灾祸是当时人类的最大要挟,“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就是他们艰巨生存的历史写照。所以,周初的德治系统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了德治的三个原则,即“应时”“应和”“应戒”——从人与天时来看,要“应时”;从人与天命来看,要“应和”;从人与天灾来看,要“应戒”。

确实,周初的险恶情势和周人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加速了德治理论化、体系化的实现。王权的骤然转移给周人带来的不仅是惊喜,更多的是可能迅即失去的胆怯。特殊是三监叛乱后,新生王朝的政治局势如“涉渊水”,奄奄一息。但是事件又不能刚开端就中途而废,周人需要为建业付出新的尽力。待三监之乱平息后,周初统治者开始为守业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他们发现了天命转移的新程式,发明了民情这面镜子,并进一步论证了“敬德保民”的德治理论是坚持“民情向我”、天命常有的根本大法。

推行德政与否关系着王朝的生逝世存亡,这是周初天命转移理论的结语。它来自对夏商周三代兴替的历史认识:桀、纣之所以灭亡,原因在于“惟不敬厥德”;汤、武之所以获得天下,原因在于“克明德慎罚”。论断就如此清楚地摆在人们眼前,“德”就是这样重要,有了它,民众才会安和,上蠢才会保佑,王权能力久长。必须不任何疑难地实行德治,这是发展的需要,更是生存的需要。于是在《尚书·周书》的几篇诰、誓文章中,“德”字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文字之一。统治者重复申告:“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在西周金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人对德分外关注:“敬哉!惠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这是来自“何尊”的文字。“今余惟令女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忙,畏天畏。”这是来自“大盂鼎”的记载。看来,周初的德治思想源于殷商,商周革命加速了德治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这样说是不应当有错的。

可见,在周初的德治建设实践中,“德”不仅是周人弛缓社会抵触功效卓越的手腕,同时在其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及轨制框架时,“德”已经被晋升为国度的意志,嬗变出“明德应天”的新内容。因为统治阶层的竭力推行,敬德保民的政治模式显然成为周初政治的一大特点。史传“成康之际,天下安定,刑措四十余年不必”,这应该是德治思惟实际的成果。

其次,敬德保民思想为社会发展第一次供给了一套较为完全的理论模式。在西周王朝呈现以前,尽管阶级社会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但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截至商末,并不非常完善。表现为社会缺少一种“公义”准则,或者说公认的模式,它既是每位社会成员遵守的标准,又对某些社会成员的放逸起束缚效率。因此,其社会政策还处于针对性很强的就事论事阶段,缺乏理论思想的领导。进入西周,这种情形产生了根本变更。周初的统治者总结历史,制礼作乐,使政治实践大为完美。其政权生存理论相称成熟且易于操作,无怪乎儒家祖师——孔子对周初政治有着魂牵梦绕的情感,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隔多少日梦不见周公就魂不守舍般的苦恼。事实阐明,只管周初的政治理论还存在不少缺点,譬如其民本思想的成长存在着缺乏实践支撑的可能,但它究竟第一次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相称完善的政管理论和政治样板,这对于政治文化的提高显然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奉献。

“应和”即为崇德。纵观《尚书》,提倡以德称位,只有依附本人高尚的道德权威,圣王才干来取得“天命”,这实际起到了以“天命”崇“人德”的作用。在《尚书》中,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人与物关联是否协调是断定一个人(君主)是否有良好道德的重要标准。例如,尧之德表示为通过“亲九族”而“协和万邦”;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文王之德在于“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以求“咸和万邦”;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安民”“恤民”是《尚书》评估君王德行的又一重要尺度。例如,尧帝“克明俊德”,并通过“敬授民时”而使九族、庶民、万邦乃至“黎民于变时雍”。“安民”“恤民”是在因&ldquo,9万户气代煤电代煤改革义务br 记;天命靡常”意识发生后而忧位、忧君推上演来的道德命题。

《尚书》开篇《尧典》中,尧帝支配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订了历法。在历法的制定中体现了将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与动物的生长变化规律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相联系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春分的划定,在天依据的是日夜的是非和星体的位置,在地表现为动物开始交配滋生,对应人的活动则是开始收获。夏至的规定,也是依据的昼夜长短和星体的位置,夏至在地面的表现是动物的羽毛稀少,对应的人类的活动是迁到高处栖身。秋分和冬至的划分也是依据的昼夜与星体的变化,秋分在地面的标记是动物开始长出新的羽毛,对于人类而言,可以回到平原寓居;冬至在动物身上体现为有密厚的羽毛,人类要居住在室内。

在古代社会,无比重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据《尚书·胤征》记载,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和氏失德,沉沦于酒,捣乱历法,于是就出现了天体运行变态的情况。依照当时法律划定,导致天时杂乱者就要被诛杀。在当时看来,主持地理历法的人失德,其迫害比烈火还要重大。这一方面解释了人们对天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都与天地系统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